“罪 名” 研 究

楼杰科


刑法分则是规定何种行为为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以及处多少刑量的体系。它是刑法总则的具体化，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行为符合分则条文的规定，必然是犯罪，行为人就应当负刑事责任，接受刑罚的惩罚。一条关于罪的规定的经典分则条文一般包括罪状和法定刑。罪状是对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描述，法定刑则是罪犯应受的刑种和刑度。在1997年刑法典（以下简称新刑法）中除个别条款具有“…….，为…罪。”表述外，绝大多数条文基本上没有规定出具体的罪名。罪名是对罪状的简化、概括、抽象，但又能恰当好处的表明行为的基本情况。因此，罪名的文字概括就必定是对罪状文字表述中的关键词的绝对中和。故而，罪名中就无法直接的表明法定刑，但是刑罚的动用是根据犯罪行为实现的。并且在刑法分则中，任何一个具体的罪名都有与之对应的法定刑。那么，罪名的确定就意味着法定刑选择范围的确定。虽然我国新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罪名，但是在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1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这样就为在司法实践中统一认定罪名提供了现实的规定，也为刑法理论研究提供了权威的资料对象。

一、 罪名简释

罪名，顾名思义，罪之名也，即犯罪的名称，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具有表意的作用。对某种犯罪规定罪名并不能凭空臆造，它应该具备特定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罪状。罪名的确定是建立在罪状的基础上的。罪状是刑法分则包含罪刑关系的条文对具体犯罪及其构成要件的描述。因此，罪状相对而言是具体的，详明的，也就是直观的。罪名则不同，罪名用少量的文字来提炼罪状，尽可能的简练但不失准确性。它不是直观化的，容易使我们望文生义。由此可见，罪名实际上就是简化、概括、抽象后的罪状。在内容上，罪状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或特征的描述，而罪名是对罪状的文字表述中的关键词的绝对中和，因此，罪名的最终归结点仍然是具体的犯罪构成，所以罪名和罪状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推断，从罪名的文字组成上，我们就能确定这种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特征。如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从文字上我们即可知道，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都为“挪用”，主要的不同在于犯罪的对象。前者是公款，后者则是资金。因此在法律上尤其在刑法中区分公款和资金的属性就能区别两种犯罪的客体性质。与对象对应的关系面是行为人，作为他的对象的公款和资金的法律属性中就包含着这种关系。对于一个非公务人员非法动用的国家所有的货币，就没有公款的法律属性，同样，对于一个本公司职工非法占用的他人或其他单位的货币，也没有资金的法律属性。如果罪名和罪状之间不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那么罪名就没有了区分功能。简单的从罪状到罪名的过程不是全部，关键还在于从罪名回归罪状。
如前所述，罪名和罪状在本质内容上没有差别，都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概括或描述。只是罪名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概括比罪状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描述更简练。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从定义中可知，犯罪构成由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它是从整体上来讲的，而犯罪构成要件是从个体上来讲的，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就是犯罪构成的具体要素和条件。罪名就是对这些要件的排列组合——抽取最能够表明具体犯罪的行为特征的要件进行逻辑上的文字组合。由于犯罪构成在总体上分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在一般上分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在具体上，各罪又可能具有其他具体的要件，如时间、手段、地点、特定对象等。因此，在罪名的确定上，原则上各个要件都有成为罪名成分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是不现实的。同时，罪名本身也呈现出层次性，因为在哪个层次上选择要件直接决定着罪名的类。类罪名、种罪名以及具体罪名的分类就是这种情况。基于这些原因，罪名在文字结构上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也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根据犯罪客体层次的不同，可以将罪名分为类罪名、种罪名和具体罪名。犯罪客体按照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类罪名是某类犯罪的名称，它是对同类客体而言的，也就说犯罪侵害的客体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属于同一范围的。我国刑法按此将犯罪分为十大类，分别为（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7）、危害国防利益罪；（8）、贪污贿赂罪；（9）、渎职罪；（10）、军人违反职责罪。具体罪名是各个具体犯罪的名称，犯罪侵害具体的直接客体就属于具体犯罪的范畴。刑法分则的每一条文至少可以确定出一个具体的罪名，有的还有好几个。《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中规定了410余个具体罪名。我们平时所说的某人犯了什么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种罪名是介于类罪名和具体罪名之间的一种罪名。新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罪下面有设了好几节，概括出好几个种罪名。就客体而言，种罪名中体现的客体不能认为是直接客体，而类似于同类客体，但范围又小于法定的同类客体。鉴于此，为了容易区分，就暂用“种客体”界定（理论上它仍旧是同类客体）。按照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可以将依此确定的罪名分为选择罪名、单一罪名、概括罪名。确定这样的罪名是在具体的范围内选择罪名成分的，因此时间、地点、手段、方式、工具、特定对象的不同都可以使罪名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选择罪名上，如拐卖妇女、儿童罪就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分解为拐卖妇女罪和拐卖儿童罪；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行为不同可以分解为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制造毒品罪；还有就是根据对象加行为，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可以分解成“5^3=15”种罪名。与此相比，单一罪名则显得简单，唯一的行为或者唯一的对象，可以说它是绝对确定的。而概括罪名则是，虽然在表现上具有不同的行为手段、方式以及利用不同的工具，但实质仍旧是一种概括的行为。因此概括罪名不能分解，在使用上也是唯一的。可见，这种分类法具有实践的特点，即具体案件具体适用。将罪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目的不仅仅在于分类本身，更主要的是分类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把握各罪的特征和性质，从而能更好的作用于实践。


二、罪名的结构分析

罪名的结构分析，在这里主要的指分析罪名的文字构成，而不涉及内容。谈及文字就不得不说词性与语法。因此这里的分析就是语词分析。一般而言，在语言上，我们把不同的词语的常见词性归纳为如下几种：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介词、连词等。但词性可能具有不固定性，即是说某词语的词性可能有好几种，在不同的场合，其词性是不一样的。因此确定词性就应该根据具体的语境。由于词性一般地影响着该词的意思，所以判断一词的词性就很有必要。语法是句子的构成结构，它是正确理解句子的基本前提。一般我们将句子中的成分区分为：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状语、定语等。对于词语而言，句子就是词语的具体语境，确定该词的词性就必须明确它在该句中的位子或者作用。反过来讲，某词的词性确定也就能判断出该词在句子中可能成分。因为词性一般与词语在句子中的成分对应，如名词一般作主语或宾语，动词一般作谓语，形容词一般作定语，副词、介词和名词组合一般作补语或状语。一个经典的句子包括主、谓、宾。至于其他成分都是在不同程度的限定、说明、解释它们。当然这是就单句而言，然而由于复句是由多个单句组成的，因此实际上具有等同的效果。罪名相对简单，有的是某个词语，有的是词组，有的则是残缺的句子，因此分析罪名的结构，运用一般的语词分析方法就足够矣。
在《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的所有罪名中，在词性上，动词的使用将近100%，名词的使用也在90%以上，其他的各种词性也占相当的比例；在语法上，谓语将近100%，宾语80%以上，主语不多，其他成分也有一部分。很明显，在罪名的确定上，使用动词和名词（绝大多数是宾语）是绝对的。相应地，谓语和宾语自然就多。这或许是因为犯罪首先是种行为，而行为的最好文字表述就是使用动词；其次，犯罪是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就是犯罪行为具有指向，作为宾语的名词最能体现这一点；再次，罪名是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绝对概括，因此需要其他成分体现犯罪的时间、手段、地点等等。下面就以语法为主，词性为辅将罪名的结构分为如下几类：
1、动（谓）宾结构。即只有动词和作为宾语的名词组成的形式。这类结构在所有的罪名中是最多见的。新刑法规定的十大类罪中就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等七大类属于这类结构。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下的种罪名绝大多数亦是这种结构。如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危害税收征管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扰乱公共秩序罪、妨害司法罪、妨害国（边）境罪、妨害文物管理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在410余个具体罪名中那就更多了。
这种结构按照动词（谓语）和宾语的个数不同，还可以分成若干小类。（1）、单谓语单宾语结构：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走私假币罪等等；（2）、单谓语多宾语结构：劫持船只、汽车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等等；（3）多谓语单宾语结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等；（4）、多谓语多宾语结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等等。另外有一些特殊的结构，如复合结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组织是整体的谓语，他人偷越国境是整体的宾语，而这个宾语又有主谓结构的句子组成；倒置结构：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如果按照常规表达应该为扩散传染病菌种、毒种罪；牵连结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欺诈是手段行为，发行则是目的行为，两种行为发生牵连；复合加倒置结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些结构或多或少的与前些结构有相合的部分，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应的归入前些结构。
2、动词结构。只有动词组成的形式，是动词结构。罪名中单由动词组成的并不多见，十大类罪名中贪污受贿罪和渎职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走私罪可归入这类结构。依据动词个数也可以分为单动词结构和多动词结构。单动词结构如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这些实际上体现了犯罪的手段、工具；叛逃罪、间谍罪、投敌叛变罪、虐待罪、遗弃罪等则是对行为方式的绝对抽象。多动词结构如组织越狱罪、暴动劫狱罪、聚众淫乱罪等，动词和动词之间表现出牵连性。组织的目的是越狱，暴动的目的是劫狱，聚众是为了淫乱，因此组织、暴动、聚众都是手段，具有牵连性；而窝藏、包庇罪中的窝藏和包庇则是两种并列的行为，没有牵连关系。
3、状谓结构。罪名成分由状语和谓语组成的形式，是状谓结构。状语一般有副词构成，介词加名词也可以作状语。这些状语一般体现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罪过、时间、地点、手段、工具、目的等以及引证罪状的特点。因此可以区分为（1）、罪过状谓结构：过失决水罪、过失投毒罪、故意伤害罪等；（2）、时空状谓结构如战时临阵脱逃罪、战时自伤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3）手段（方法）状谓结构：金融诈骗罪中的所有罪名，合同诈骗罪等；（4）评价性状谓结构：非法狩猎罪、非法采矿罪、非法行医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经营罪等，这些罪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非法”的限定，就是说狩猎、采矿、行医、集会、游行、示威、经营等行为本身并不是犯罪，只有当这些行为首先违反其他法律、法规时，才可能成立犯罪；（5）、目的状谓结构如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4、状谓宾结构。这种结构实际是动宾结构与状谓结构的合成体，因此它具有前两种的特点。为了论述的方便，不再以谓语和宾语的个数分类，而是借鉴状谓结构的分类法。（1）、评价性状谓宾结构：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非法买卖核材料罪、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擅自金融机构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等；（2）、手段（方法）状谓宾结构：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3）、罪过状谓宾结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过失毁坏文物罪、故意杀人罪等等；（4）、时空状谓宾结构：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战时违抗命令罪、战时拒绝军事征用罪等等；（5）、目的状谓宾结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等。
5、其他结构。上述结构在罪名中是比较多见的，还有些结构在罪名并不多见，但确实存在。如（1）、主谓结构：如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军人叛逃罪等；（2）、主谓宾结构：十大类罪名之一的军人违反职责罪就是这种结构，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等；（3）、谓补结构：暴力取证罪、刑讯逼供罪、商检失职罪等；（4）、主谓宾补结构：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等；（5）、倒置的宾谓补结构：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环境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等；（6）、宾语结构：伪证罪；（7）、谓宾补结构：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8）、名补结构：重大飞行事故罪、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消防责任罪等等。

罪名结构经过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把握具体犯罪的特征，比如在罪名中有主语的，这些主语所表示的就是这一犯罪的主体，并且是特殊的主体；再如罪名中具有评价性副词的，如非法、擅自，那么行为首先必须违反特定的法律和法规；又如在罪名中有罪过副词的，它就表明了该犯罪的主观方面，并且如果具有“过失”字样的罪名，一定还有与其相对应的“故意”的该犯罪，这就是就轻明重的道理；还有某些罪名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故意”或“过失”，但由于某词的特殊含义就已经表明了罪过，如“事故”、“肇事”，出现这样的词就说明该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总之，罪名具有表意的作用，因此通过罪名的结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罪之特性。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程序规定

（2004年12月1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8号发布）

　　第一条（目的与依据）

　　为了规范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程序，确保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定义）

　　本规定所称的临时性行政许可，是指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确需立即采用行政许可的形式实施行政管理，由市政府规章设定的实施期限为一年的行政许可。

　　本规定所称的起草单位，是指按照《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的规定，负责起草市政府规章草案的市政府工作部门、区县政府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条（设定行政许可的论证）

　　市政府规章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就拟设定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等进行充分论证。

　　合法性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

　　（二）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三）不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四）规定了拟设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

　　必要性应当论证下列内容：

　　（一）拟设定行政许可领域现有行政管理手段的现状与不足；

　　（二）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理由；

　　（三）尚不能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执行的理由。

　　可行性应当论证下列内容：

　　（一）实施该行政许可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实施该行政许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影响；

　　（三）该行政许可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四）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成本效益评估。

　　第四条（听取意见的方式）

　　市政府规章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听取意见。听取意见应当采取下列方式：

　　（一）公开征询公众意见；

　　（二）论证会；

　　（三）书面征询相关行政机关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听取意见还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听证会；

　　（二）委托有关机构作成本效益评估；

　　（三）起草单位认为必要的其他方式。

　　第五条（听取意见的方案）

　　起草单位在听取意见之前，应当制定听取意见的方案，明确听取意见的重点论证内容、拟采取的方式、时间安排等。

　　听取意见方案在实施前，起草单位应当征求市政府法制部门的意见。

　　第六条（公开征询公众意见）

　　市政府规章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在起草过程中，通过“中国上海”政府网站、本单位在因特网上的网站，将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有关事项向社会公告，公开征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

　　除前款规定的方式外，起草单位还可以通过本单位办公场所政务公开的公告栏以及本市其他公开媒体，向社会公告。

　　公告内容应当包括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事项名称、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以及对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的说明。同时应当明确公众发表意见的途径、截止期限，并公开联系方式。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意见反馈起草单位。听取公众意见的期限自公告之日起不得少于20日。

　　起草单位应当对公众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在规章通过后，向公众反馈采纳意见的有关情况，并说明理由。

　　第七条（论证会）

　　市政府规章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召开论证会。论证会可以邀请下列人员和组织参加：

　　（一）专业技术、行政管理和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

　　（二）与拟设定的行政许可相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四）相关行业组织的代表。

　　召开论证会，起草单位应当提前5日将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有关议题、材料送交有关人员和组织。起草单位应当就论证会制作会议记录。

　　第八条（书面征询相关行政机关意见）

　　市政府规章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以书面形式征询相关行政机关的意见。被征询意见的行政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书面意见，加盖公章后回复起草单位；逾期不回复的，视为无意见。

　　起草单位与相关行政机关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起草单位报送市政府法制部门协调；经协调意见仍不一致的，由市政府法制部门报市政府领导决定。

　　第九条（听证会的组织）

　　市政府规章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有关机关、组织、个人有重大意见分歧的，起草单位应当举行听证会。

　　除前款规定情形外，起草单位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应当由起草单位的法制机构负责组织，相关业务机构配合、参与。

　　起草单位应当制定听证方案，明确听证主持人、听证议题、议程、时间、场所、听证参加人和旁听人员的报名规则及截止日期等内容，并将听证方案在举行听证会的30日前，通过“中国上海”政府网站予以公告。

　　听证方案在公告前，起草单位应当征求市政府法制部门的意见。市政府法制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并列席听证会。

　　第十条（听证参加人的确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报名参加听证会，报名人数较多时，起草单位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听证参加人。

　　起草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邀请有关组织和个人参加听证会。

　　起草单位应当制作听证参加人名单，注明听证参加人的姓名、职业或者所代表的组织，以及所持基本观点。

　　第十一条（旁听人员的确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报名旁听听证会，报名人数超过旁听席的，起草单位应当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或者按照公正原则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听证旁听人员。

　　第十二条（听证会的举行）

　　起草单位应当在举行听证会5日前，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并通过“中国上海”政府网站公布听证参加人的姓名、职业或者所代表的组织。

　　听证会上，听证参加人有权陈述意见、提供材料，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论，并可以向起草单位提问。起草单位的代表应当作出解释和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听证会记录）

　　起草单位应当对听证会进行录音，并制作听证会记录，如实记录发言人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听证参加人认为听证会记录与本人的发言不一致的，有权要求起草单位予以更正。

　　听证会记录应当允许公众查阅。

　　第十四条（委托开展成本效益评估）

　　起草单位可以委托有关专业机构或者社会组织，用科学的方法，对拟设定的临时性行政许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其对经济、社会和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可能产生的影响。受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应当按要求向起草单位提交评估报告。

　　第十五条（听取意见情况报告）

　　起草单位依照本规定听取意见后，应当制作听取意见情况报告，对市政府规章是否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提出意见。

　　起草单位制作听取意见情况报告，应当根据听取社会公众意见汇总情况、论证会意见、有关行政机关的书面意见、听证会记录，以及成本效益评估报告等情况作出，并将不同意见分类列明。

　　第十六条（说明理由）

　　起草单位向市政府上报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市政府规章草案时，应当同时提交听取意见情况报告，说明设定该临时性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公众意见等情况。

　　第十七条（审查）

　　市政府法制部门在对起草单位提交的市政府规章草案进行审查时，应当对草案中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和程序正当性一并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一）市政府规章拟设定的临时性行政许可符合法律规定、确有设定必要且具有可行性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章制定程序办理；

　　（二）起草单位没有按规定程序听取意见或者说明理由的，可以将草案退回起草单位，要求其履行规定的程序；

　　（三）市政府规章拟设定的临时性行政许可在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存在问题的，可以建议起草单位作进一步研究。

　　第十八条（中期评估）

　　市政府规章的实施部门应当在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6个月后，对该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效果以及是否具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进行评估，并在实施期满前3个月，向市政府法制部门提交评估报告。

　　市政府法制部门收到评估报告后，应当在2个月内进行审核，并在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处理建议报市政府。

　　第十九条（实施期满的处理）

　　根据中期评估报告和处理建议，在临时性行政许可实施期满前，由市政府作出以下处理：

　　（一）该临时性行政许可在合法性、必要性和可性行方面存在问题的，决定停止实施，并向社会公告；

　　（二）认为该临时性行政许可确有设立必要，实施满一年后需要继续实施的，提请市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制定或者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设定该项行政许可。

　　第二十条（与规章制定程序的衔接）

　　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可以与市政府规章制定程序一并进行，也可以单独进行。

　　第二十一条（简化程序）

　　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及早实施行政许可的，经市政府批准，起草单位对拟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的相关程序可予简化。

　　第二十二条（地方性法规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

　　本市行政机关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相关程序，按照本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实施日期）

　　本规定自2005年2月1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