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价值解读

张晶
（江苏省监狱局 南京大学预防与控制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邮编210036）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缓慢过程中，法制的现代化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成为20世纪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基本法律表现。 尤其是我们在推进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制现代化的成长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深刻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巨大创新，因而是一个包涵了人类法律思想、行为极其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 在这里，法治是法制现代化的关键变项，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毫无疑问，现代监狱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产物，是法治国家的重要表征之一。我们研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实际是将监狱制度置于现代社会的现实背景下，以法制现代化为导引，参照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以监狱职能的社会分工为依据，着力研究现代社会监狱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建构 “具有中国特色，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作指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监狱政治体系。”
本课题的旨趣就是在于揭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建构的缘起，参照坐标、定位以及监狱制度的现代价值。

法制现代化——现代监狱制度建构的缘起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惟一的普遍的出路”。 现代化这一趋势，已经超越了阶级形态，成为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从含义上来理解，现代化“既是一个的静态的概念，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静态言，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在最新阶段所达到的文明状态，是对传统的绝裂和变革。”“从动态看，现代化又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的不断扬弃而进行的文明价值体系的创新，是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是民族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延续。” 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现代化的概念还表述不一，对中国现代化的起点认识各异，但现代化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在法制现代化的概念中，“必然隐含着分之现代化的内容”。 就法制的现代化而言，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起步于中国的近代社会。清末，“开始了以沈家本变法修律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第一次能力。”并以“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的成立，本应当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呈现出勃勃生机，但因，我们照搬“老大哥”的法律模式，而对其他的先进的法制文明、法制精神的一概拒绝，“使我们再一次痛失中国法制迈向现代化的良机”。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使我们去掉了“有色眼镜”，开始客观认识现代化、认识现代社会。于是，我们才真正向现代社会迈进。而法制现代化，在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才开始了其波澜壮阔的历史。
论者说，“导源于11世纪城市运动的西方现代法制（当然包括西方现代刑法文明），是深深植根于市民社会这一特殊的经济社会土壤之中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生成，催生了现代社会和法制现代化。西方的市民社会 ，换成当下的中国语言说，就是公民社会。而我们比较公认的是我国的公民社会是从中共党的16大之后，才走向前台的。这里，我们需要着力的是公民，更侧重在法律意义上来理解公民的身份，而大大削弱公民的政治意义，“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 使公民真正体现“权利主体”的价值和尊严。
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法与刑是高度合一的。所谓法，不过是刑的替代物。不要说是监狱法制，就是调整平等主体之利益关系的民法，也是由封建官吏去“断清”。因此，人们期望和呼唤“包清天”。民法尚且包容于刑，监狱法其实就是刑的同义词了。“上刑”、“用刑”、“动刑”，其实，就是在执行刑罚了。“大老爷”就包揽了所有的侦查、起诉、审判环节。这是中国文明传统的独特一幕。
监狱，在全部的法制中，一直处于末梢。又对社会的关联度较小，就社会公众而言，除了服刑人员的亲属以外，谁有“闲心”关注监狱呢。加之，人们往往把监狱视同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把监狱工作，视为末流。因此，出现将监狱建在深山、荒漠、滩涂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监狱自身以及传统法律文化等综合因素促成的。庆幸的是这种状况正在迅速的改变。
在当下，法制的命题一样涵盖和包容了监狱制度。法制现代化，显然也要求现代监狱制度的建设了。
至此，我们可以用逻辑学的增加内涵、缩小外延的办法描述现代化与现代监狱制度的关系式了：
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现代刑事制度——现代监狱制度
社会变迁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变迁深刻影响着法律的发展，影响着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同样，也深刻影响着刑罚制度和监狱制度。
当今影响刑罚制度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趋势，就直观的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结论。
西方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对犯罪的原因的揭示被认为是刑法、犯罪研究的跨越，他的犯罪原因二因论（即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被陈兴良博士称为“关切目的”。 并且，尤其关注社会因素的作用，又为此，李斯特针对监狱的职能，提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语“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 这其实，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因为由此演生了现在的非犯罪化的趋势。因为，在他们看来，“刑罚仅仅是预防犯罪的一种手段，它不是惟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对付犯罪的工具。” 这就难怪陈兴良博士这样评价李斯特了，“从报应刑到目的刑，是一场刑罚观念的革命，李斯特推动了这样一场革命。” 此后，西方的犯罪学家、刑罚学家，声称是“刑法制造了犯罪”、“监狱制造了罪犯”，他们纷纷提出了非犯罪化的思想。在日本，人们认为，“其他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能在刑法中加以处罚，这应当是原则”：在法国，“刑事制裁是一种‘最后手段’” ，非犯罪化的另一个推动力是，人们日渐认识到刑罚的消极作用，或者，换句话说是，监狱职能的有限性。重新犯罪率的不断增高，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监狱是制造犯罪的工厂”。尽管，监狱的工作模式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出新矫正、康复、医学等模式，但人们的抱怨不绝于耳。 人们似乎对矫正、对矫正机关失去信心。 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甚至把监狱比喻为“就是一架巨型机器”，将罪犯比喻为“原料”，监狱的工作就是将“原料”“粉碎”加工成“产品” 即使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抱怨，监狱工作的消极作用，警惕罪犯产生“监狱化”人格：罪犯经过几年的监禁，对社会了解甚少，甚至，已经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并积极建议，加大社区矫正的力度，努力探索刑罚执行的多种实现形式。
所谓非犯罪化，是指“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国家认定为犯罪行为的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这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者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 当下，环顾世界，非犯罪化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在欧美，非犯罪化“已成为当前刑罚改革运动的普遍趋势”， 诸多国家先后确立了非犯罪化的免罪原则。其实，在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实践。不过，这只是个别的情形而已。如，在“97刑法”，我国动作最大的变革是取消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想悖的“类推”制度；如，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机倒把”罪，中已不再是罪名，也没有象“流氓罪”那样，按“口袋罪”分解。是真正取消了的一个罪。有的学者，甚至列出了未来应当取消的具体的罪名。
与非犯罪化相关联，非刑罚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了的。非刑罚化，也可以包括刑罚的轻缓化。其主要的精神是寻找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专家预言，“限制自由或限制权利的措施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其运行的一般模式是，人们公共的和私人、或者非官方的使冲突和缓化。 美国，在复合正义理念的指导下，由法庭主持，实行由被告人与受害人赔偿的协商制度；或者，对被告人判处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在财产上受到一定损失。
非监禁化，是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基础上，并且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直接关联的刑罚趋势。相比较而言，非监禁化要比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实践丰富得多。在世界范围考察，非监禁刑的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管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周末监禁等。 这在中国被称为“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代表着行刑发展的未来趋向”。
在监狱工作的环节，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刑罚执行个别化，这几乎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刑事法制或刑事政策的整体趋势。个别化的精神源于教育刑思想的广泛影响。教育刑论认为，刑罚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惩罚，教育改造罪犯，使其改过迁善，顺利回归社会。并主张给罪犯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个别化的趋向还在于罪犯的犯罪及其改造是因人而异的。这种理论在中国称之为“因人施教”，或通俗的誉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理论上，个别化与理性化、人道化以及近几年兴起的人性化并驾齐驱，并共同构成了中国监狱工作的完美画卷。
这里还要表明的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趋势的产生，本质上所反映的是社会的宽容，以及对人权的尊重，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关注。其表征的是，刑罚、监
狱职能的有限性。
监狱工作的现实状况表明，监狱工作的成效对罪犯改造质量的高低是重要的，但同时又受制于其他监狱机关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宏观方面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状况、社会控制能力、社会保障程度等；微观方面的家庭稳定程度、经济收入水平、周围人际关系、本人的谋生能力等。换句话说，监狱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功效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就更加明显。工作目标与要求、工作运行与责任、配套法律与政策、考核方式与兑现。这些都涉及到惩罚与改造的实际表现出的权重问题。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是由于监狱警察队伍的职业化建设的不力。除了个别情况的妥协执法外，不少监狱警察的业务能力有限是重要因素。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还受制于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改造手段的局限性、改造内容的陈旧性、改造工作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甚至于时间、经费、场地都很难有保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有限性的监狱职能也难于最大限度地发挥。
长期以来，我们都以为，监狱工作改造人类、改造社会事业，是光荣的、伟大的、崇高的，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是功在当前、利及后人的神圣事业。我们在自我沉醉于虚幻的同时，往往过高的估价监狱惩罚和改造罪犯的价值，以为，重新犯罪率低就表明监狱工作“威力无比”，而重新犯罪到底和那些因素相关，相关到何种程度？尚无准确模型。上海监狱局1992年的定量分析证明，有12种因素与再犯（笔者以为应为“重新犯罪”）关系密切：家庭关系、安置情况、帮教情况、婚姻状况、判刑次数、改造表现、经济状况、出狱年龄、犯罪种类、刑前职业、刑期、和户籍地。 这就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重新犯罪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呈现出复杂的结构图式。监狱工作的教育、改造乃至矫正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我们更不能人为地无限放大。
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监狱机关、监狱警察只对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承担有限责任。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丝毫不意味着贬低监狱工作的伟大价值。监狱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将社会建设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破坏力量转化为建设力量。这是监狱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也是监狱工作在社会工作中的定位。很显然，拔高、虚夸监狱工作的价值是与事无补的。相反，认识改造的有限性，正是恢复了监狱工作的真正价值。使我们、也使全社会认识监狱工作的价值。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降低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恰恰相反，是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更高了。监狱工作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国家机器，是专政工具，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罪犯的改造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在一般人表面的理解上，讲政治（其实，政治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就是说一些大道理，道理越大越能吓唬人（“拉大旗，做虎皮”）。因此，我们要对监狱工作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尽量不要对监狱工作的要求理想化，同时，要创新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新途径、新模式，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这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缘起了。

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监狱制度建构的坐标

如果说，法制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缘起的理由，那么，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的实现模式则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坐标了。
综观世界刑罚的变迁历程和世界监狱制度的演变，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监狱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我们在向现代社会推进的进程中，监狱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消灭犯罪，因而也就不可能取消监狱。监狱甚至成为文明社会的外在表征。监狱工作在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的、特殊地位，任何政治家都不应小视，更不能忽略。
这里的问题倒不是在于是谁作了这样的表述，其表述的权威性如何，而是在于证明：在世界监狱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改良监狱。时间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的阶段。 在当时的情况下，监狱表征的是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现代监狱制度的确立，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促成了监狱制度的改革，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要对监狱制度进行改革。甚至还可以这样说，不改革监狱制度，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不彻底的。
这种状况，也同样出现在中国的清朝末期。沈家本，这位清末的修律大臣，在发起中国的改良运动时，也没有忘记对监狱制度认真地加以改良。他和日本的监狱学大家小河滋次郎一道试图仿照“泰西”的监狱制度，对摇摇欲坠的清朝监狱进行彻底的改良。并拟定了《大清监狱律草案》。他深有体会地说：“监狱尤为内政外交重要之举”。 以至于象张之洞、袁世凯、赵尔撰这样的人物都参与了当时监狱的改良运动。
其实，在这里，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监狱具有罪犯改造的意义。即作为现代监狱的物质和精神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国现代监狱制度的萌芽的孕育应该算是清末的监狱改良运动。尽管尚不成功。
在新中国的监狱历史上，现代意义监狱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监狱。这与我过去的认识有所不同。过去，我一直把现代意义的监狱定位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 当然，还不是完全意义。因为，完全意义的现代监狱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其实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即如何尽快实现中国现代监狱制度。
我们寻找发达国家现代监狱制度的目的，是找到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坐标。那么，发达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参考呢？抽象的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监狱法治建设在现代监狱制度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
法治的理念其实是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韦伯对此有他的见解“理性化的法律只有在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背景下才能被加以理解”。 我们现在推进的法治国家战略，其实，就是借鉴的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黑政发〔2004〕15号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地)、县(市)委和人民政府(行署)，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
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将《全省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04年5月19日

全省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工作方案

　按照省委、省政府把2004年作为全省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的工作部署，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委九届五次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用“两风”建设推进环境建设，突出重点，强化措施，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真抓实干，集中解决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老工业基地振兴，为“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提供保证。
　　二、工作目标
　　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着力抓好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公正安全的法治环境、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重商创业的舆论环境建设，使我省逐步成为文明程度高、开放步伐快、发展机会多、社会信誉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优良省份。
　　三、主要任务
　　(一)积极推进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1、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县以上政府部门要全面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明确公开的事项和标准，并向社会公示。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务公开的时效性。此项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直机关工委、省监察厅、省民政厅、省编办。
　　2、以推行和完善“代办制”为重点，加大“六项制度”落实力度。切实抓好“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追究制、否定报备制、无偿代办制”等“六项制度”的落实，规范办事行为，提高办事效率。特别是对重大招商项目，要由招商部门负责为外来投资者代办项目投产前的审批、注册登记、办证办照等事项。此项工作由省商务厅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公安厅、省国土资源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环保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粮食局、省招商局、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哈尔滨海关。
　　3、积极推行和完善“代理制”。扶持、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机构，支持有资质的中介机构依法为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有偿办理有关业务和审批事项。此项工作由省招商局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物价局。
　　4、深入推行“一站式”服务。加强各级各类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功能，注重实效，提高质量，发挥作用。凡是涉及企业和群众办证办照的部门和单位，都要实行“一厅式”集中办公、“一条龙”综合服务，立办立结，便民利企。此项工作由省招商局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商务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粮食局、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哈尔滨海关。 　　　　
　　(二)依法监督和规范执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1、改革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体制。各级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责权统一的要求，规范行政行为。对依法设定的行政审批，要制定科学的审批操作规程，提高审批时效。总结推广网上并联审批试点经验，抓好网上远程审批试点。按照责权统一的原则，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对越权审批、违法审批的，要严肃处理，公开通报。按照综合执法的要求，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推进综合执法试点。此项工作由省编办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监察厅、省政府法制办。
　　2、全面清理行政许可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及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对现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各级各类政策性、规范性文件中涉及行政许可的规定进行清理，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不一致的，都应进行修改或废止，并将依法保留的行政许可规定向社会公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违法行政行为。此项工作由省政府法制办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编办、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交通厅、省工商局、省环保局、省物价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3、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建立完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许可统计分析制度，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违法和不当决定的申诉、检举等制度，依法受理和秉公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加强内部监督，坚持实行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过错责任追究制、评议考核制和相应的奖惩制度，激励和约束执法人员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此项工作由省政府法制办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编办、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交通厅、省工商局、省环保局、省物价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4、强化司法保障。各级司法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公正司法。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对涉及企业及外来投资者的各类案件，要快查、快审、快结；对适用法律不当的案件要及时纠正。对司法不公、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等干扰和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问题，要严查严办，公开处理。此项工作由省委政法委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公安厅。
　　(三)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基础建设为重点，建立诚信守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1、开展社会诚信“三重三守”活动。围绕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加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诚信建设。在政府部门开展以狠抓政策落实为重点的重承诺、守信誉活动，倡导诚信行政，树立良好形象；在企业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倡导诚信经营、公平竞争，做到诚信兴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重公德、守信义活动，倡导诚信道德，弘扬诚信文化，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风气。
　　2、建立社会信用行为规范。各级政府及执法部门、行业部门要确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大力推进，抓出成效。要着手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信用档案及信用标准，整合信息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建立信用等级评价、信用信息记录和披露等制度。
　　3、加强社会信用监管。强化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失信惩戒手段，建立失信惩戒机制，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监督、企业和中介机构及其从业者守法自律的社会信用体系。　　　　上述工作由省金融办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司法厅、省政府法制办、省工商局、省精神文明办、省招商局、省银监局、省证监局、省保监局、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哈尔滨海关。
　　(四)大力弘扬重商安商、实干创业的风尚，形成加快发展的浓厚氛围
　　1、开展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宣传月活动。在抓好经常性宣传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组织开展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宣传月活动，大力宣传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新举措、取得的新成果和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强化舆论声势，努力营造“人人是环境，人人有责任”的良好氛围。
　　2、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及时总结和宣传为经济建设服务意识强、受到企业和社会各界普遍赞誉的正面典型，大力宣传和树立艰苦创业、成绩突出、贡献较大的优秀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是外来投资者在我省创业成功的典型，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对严重干扰经济秩序、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典型案件，要跟踪报道，公开曝光，以儆效尤。年组织领导机构，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二)加强监督检查。一是开展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专项投诉举报。加强省(市)长服务热线和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举报中心建设，推广省内外建立行政效能监察中心的经验，加大行政效能监察力度，对拖拉梗阻、刁难勒卡、乱收乱罚、违法行政、徇私枉法以及耍威风、搞特权等干扰和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问题，要严查严办，追究当事人和主要领导者的责任，典型案件要公开处理。二是深入开展民主评议行风活动。继续在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窗口”单位深入开展以“正行风、促发展”为主题的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办好以“行风热线”为主的“行风直通车”、“行风回音壁”等媒体互动节目，扩大社会监督范围。开展走企业、访群众、评部门的“走、访、评”活动。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评议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工作，组织企业代表评议机关和工作人员，年底对评议情况进行总结表彰。三是加大暗查暗访的力度。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组织经常性的暗查暗访，及时发现和解决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对重点问题，要确定专人跟踪督办，直到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三)加强责任考核。实行抓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责任制。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核体系，把工作任务和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部门，与目标奖励和干部使用挂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抓环境建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各地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是环境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地本单位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工作负总责。对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企业和群众满意率高的地方和部门，要给予表彰奖励。
　　3、组织开展对外宣传活动。围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重大招商引资活动，组织开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北行”和“海外记者聚焦黑龙江——老工业基地”新闻采访活动，邀请中央新闻单位、外省重点新闻媒体和境外主流新闻媒体来我省采访；建立中央新闻单位驻我省分社、记者站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新闻直通车”制度，制作并发行《龙江神韵》系列光盘，宣传我省特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增强对外吸引力。
　　4、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社会通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重大决策、工作部署及有关事项。
　　上述工作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推进落实。责任部门：省商务厅、省委外宣办、省外办、省直新闻单位。
　　四、保证措施及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省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领导小组，组长由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杨光洪担任，副组长由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成义，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淑洁，省政协副主席曹广亮担任。省纪委、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办公厅、省商务厅、省政府法制办、省编办、省金融办、省招商局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各市(地)及各部门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办检查和情况综合。办公室设在省纪委，办公室主任由省纪委副书记杨德录担任。
　　各市(地)及各部门也要建立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组织领导机构，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二)加强监督检查。一是开展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专项投诉举报。加强省(市)长服务热线和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举报中心建设，推广省内外建立行政效能监察中心的经验，加大行政效能监察力度，对拖拉梗阻、刁难勒卡、乱收乱罚、违法行政、徇私枉法以及耍威风、搞特权等干扰和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问题，要严查严办，追究当事人和主要领导者的责任，典型案件要公开处理。二是深入开展民主评议行风活动。继续在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窗口”单位深入开展以“正行风、促发展”为主题的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办好以“行风热线”为主的“行风直通车”、“行风回音壁”等媒体互动节目，扩大社会监督范围。开展走企业、访群众、评部门的“走、访、评”活动。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评议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工作，组织企业代表评议机关和工作人员，年底对评议情况进行总结表彰。三是加大暗查暗访的力度。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组织经常性的暗查暗访，及时发现和解决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对重点问题，要确定专人跟踪督办，直到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三)加强责任考核。实行抓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责任制。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核体系，把工作任务和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部门，与目标奖励和干部使用挂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抓环境建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各地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是环境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地本单位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年工作负总责。对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企业和群众满意率高的地方和部门，要给予表彰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