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过程中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涂永前





关键词: 预算法/预算过程/自由裁量权
内容提要: 现行《预算法》需要进行修订，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预算过程中存在的自由裁量权限制缺失进行规制。本次修法，针对预算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应当秉持法治理念，通过预算信息公开、公众参与预算过程以及对当前基本没有法律规制的超收超支现象作出积极回应，建构相关制度，使得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充分、有效地发挥预算法律为公共利益调配财政资源的公共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预算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同年11月国务院颁布《预算法实施细则》，在预算领域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然而该法颁布施行已有16年之久，当初立法时预想不到的问题逐步显现，有财经法律专家及实务部门的人士指出，目前我国预算管理主要存在“三不”问题，即不完整、不规范、不严格。无疑，预算“三不”问题的存在，不仅人为地缩小了政府预算的规模，而且分散了国家的财力，更为重要的是其削弱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财政的可控性。尤其是涉及超收超支情形时，一些未纳入预算计划的政府收支又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得这一领域日益成为滋生腐败等诸多问题的温床。

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在预算运行过程中缺乏法治理念的指引，从而使得大量稀缺的财政资源被配置到只对少数人有益、对普通民众及弱势群体几无益处的领域，诸如公务用车滥用、官员出国旅游以及炫耀性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在民生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诸如社会安全网络、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国家财力则常常投入不足。这种情形势必会造成社会不公，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从深层次上讲，预算过程及其运行是公共权力机构最有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全方位、持久性系统损害的领域。[1]

《预算法》第六章“预算执行”中的第45条、第46条及第50条只就预算收入和支出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例如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足额上缴预算收入，不得擅自减征、免征或者缓征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截留、拖欠、占用或者挪用预算收入，或将不应当在预算内支出的款项转为预算内支出。这些规定只是涉及正常情况下预算收支的禁止性规定，而对自2003年来我国财政政策转型之后的，连续多年来超收超支所带来的预算管理漏洞却根本没有提及。1999年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2]只规定要“加强对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的监督”，没有规定要限制大幅度的“预算超收收入”，更没有规定对“预算超收”行为本身加以审查，相关规定倒是变相肯定了预算超收的行为。如何对预算超收超支问题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其实也就是预算执行中如何就公共机构及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的核心所在。

笔者认为，《预算法》从1995年颁行，到现在已有16个年头，国家的经济、财政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其未能随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已大大落后于现实，必须对现行预算法进行修订，让新的预算法能够与时俱进，此其一；其二，新法应当将法治理念贯穿其中，对各种可能逾越预算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严格控制。

二、预算过程中对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所应秉持的理念

众所周知，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的两个概念，法治的目的在于限制人治，而人治则有赖于公共机构或者当权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由裁量权没有法律规定或者不做任何限制，因为现实生活很多不确定的事件会经常发生，其严重性无法为人们所预知，所以法律规定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安排显得非常必要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想消除自由裁量权，让一切变化都处在完全的掌控之中，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因为现实生活并非是一部经过精密设计的机器设备，它存在很多不可预见的情形，因此法律需要给自由裁量权预留下足够的空间。

由于《预算法》涉及到国计民生，基于前述理由，我们对《预算法》进行修订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明确界定和严格限制预算执行过程中公共机构或者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界限、范围及内容，使公共机构及决策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能够处在一个透明和受监督的环境之下。整个预算过程，从一开始就需要一定的自由裁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预算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地来自于对未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各项事业的预测，而预算制定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预测的驱动，但即便是最好的预测模型，也无法做出精准的预测，对一些不可预知的意外因素则更是无能为力，例如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战争以及其他对预算有重要影响的各种突发事件。

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对政府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控制方面有很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例如相关决策必须经过议会审查及公众参与等程序后才能付诸实施，我国《预算法》的修订可从这些国家的有益经验中获得诸多启发和借鉴。由于法制不健全，法治理念的推行才短短二三十载，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决策者在税收、预算和其他诸多领域拥有的各种各样正式或非正式的自由裁量权，且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实际控制的资源远大于它们理论上应当享有的权力。[3]

在我国国家及地方的预算过程中，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问题非常突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对预算过程的实际控制要么不足，要么流于形式，浪费性支出行为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预算分配没有准确反映政府的战略重点和政策优先性，在一些重大项目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科学支撑而基于“面子”和“形象”工程导致危机与问题频繁出现，[4]最终使得政府的民众信任度下降，治理能力被贬低。因此，对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的法律控制势在必行，应该将其列为本次《预算法》修订的首要任务。

三、如何对预算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

如何使预算过程更加透明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政府部门在公开开支方面都显得有些半遮半掩，从最近发生的中央预算部门迟迟没有按期公开其年度“三公支出”引发的街头巷议就可见一斑。本来公开政府机构的公共支出是公共机构的法定义务，也是对民众信息知情权的切实兑现，但是这种情形的发生不得不引起民众对公共机构守法意识薄弱的强烈不满。

笔者认为，对预算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首先是应该加大政府预算过程的透明度。尽管在预算领域，我国在透明度评价和信息公开等一些方面陆续进行预算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2011年3月出版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9（2011）》中指出，财政预算信息公开不理想，一是预算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二是信息公开条目不明晰。概括来说，我国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未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5]而根据国际公认的政府预算透明标准，我国的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度水平与国际非规范性文件仍存在很大差距。[6]因此，在我国，让整个预算过程都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使预算信息公开任重而道远。

（一）建立预算法定公开制度

在最新的《预算法（修改稿）》当中，涉及预算公开的表述是“：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调整预算、决算，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除外。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公开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首先应该肯定该表述的进步性，在现有的《预算法》当中没有相关的表述，但是，该条款仍旧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应当”的表述欠妥，将公共机构本来的法定预算信息公开责任变成了一种倡导性的规范，其内涵的信息是“是否公开相关预算信息，公共机构自由裁量”，因此该表述非常不严肃，建议改为“必须”。（2）“及时向社会公开”的“及时”没有具体作出规定，需要进行专门的法律解释，作为国家的宪法性规范，这种规定似有不妥，应参照国外预算立法的公开期限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应该等待司法解释或者法律效力层次较低的国务院规定或者部门规章来详细规范。（3）“公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法律应该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而不应该笼统地用一个“公开”敷衍，信息公开必然涉及到信息公开的标准和具体范围、信息公开的工具选择等等。（4）“公开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表述受到广泛批评，是因为它会弱化宪法性文件的严肃性，从而使得公共机构的法定义务弱化，因为该规定“授权过度，这意味着公开什么、怎么公开、何时公开都由行政部门来决定，这就等于预算公开只是个空洞的原则，所有实质性的内容都由行政部门说了算”。[7]

（二）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预算过程参与权

现有的预算法律规定仅仅将公众参与限定在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上，而没有涵盖预算编制和绩效评估环节，我们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参与预算制度，通过公民参与制度使得预算过程中公共机构的预算信息公开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从而使这些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滥用被有效监督。关于公民预算过程参与权的规定，具体应包括：（1）在《预算法》总则中应当确立公共预算、民主预算以及公众参与预算的理念与内容；（2）在预算决策、执行与绩效评估过程安排相应的公众参与制度，体现公众参与的过程化，建立预算征询、预算草案公开、预算听证、预算执行监督、预算绩效评估、预算教育等制度；（3）赋予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创新公众参与预算的权力（利）与自由。[8]

至于民众参与预算活动的理论依据及具体实践，有学者从预算法律关系的本质出发，认为相对于私法中的主体是“经济人”的假设，由于现代预算是一种公共民主的国家预算，预算法主体超脱于一般民事主体的抽象平等性，而成为“社会人”之特定类型的法律拟制。“社会人”与“经济人”的差别在于“社会人”具有开放性（接受社会环境影响）和自主性（选择社会影响），在预算法主体中体现为公众主体对预算的参与。参与式预算模式的目的在于深化预算的民主性和提高公共部门的预算效率，增强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使预算资源的分配能真正满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预算法律文本中引进公众主体，使公民成为预算法律主体已是现代预算民主发展的趋势。[9]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预算法》应顺应财政决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充分保证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可以在预算编制时吸收品德良好并且拥有相当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引入听证程序。如安徽省1999年制定了《安徽省预算追加听证办法（试行）》，对一些数额较大、影响面较广的追加项目，实行由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听证制度。安徽省的这一做法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更值得《预算法》加以借鉴。[10]

（三）针对超收超支须专门法律条款进行规定

目前对公共机关预算自由裁量权没有进行有效控制还体现在针对超收超支现象基本上是无法可依，从而导致大量财政资源浪费或者效率低下，有鉴于此，现行《预算法》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卫生扶贫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卫规财发〔2012〕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卫生局，部预算管理单位，卫生部扶贫开发与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导各地卫生部门在“十二五”期间开展卫生扶贫工作，我部研究制定了《“十二五”期间卫生扶贫工作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十二五”期间卫生扶贫工作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努力完成中央确定的卫生扶贫工作任务，大力提高贫困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现对“十二五”时期卫生扶贫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纲要》的总体部署，以保障扶贫对象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目标，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政策、资金、智力支持为抓手，以提高能力水平为重点，加大卫生扶贫工作力度，拓宽工作范围，构建长效机制，推进贫困地区卫生事业跨越式发展，努力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二、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维护健康。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实现扶贫对象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卫生扶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遵循公益性原则，着力解决贫困地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病有所医。
　　（二）深化改革，夯实基础。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贯穿于卫生扶贫工作始终，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强化政策措施，将各类卫生专项资金、项目和优惠政策重点向贫困地区、向贫困群体倾斜，努力构建覆盖贫困地区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促进贫困地区群众更加均等地获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三）分类指导，协调发展。根据贫困地区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群众健康水平，因地制宜制订卫生扶贫政策，实行有差别的扶持措施。注重加强对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特殊群体的扶贫力度，实现与本省（区、市）乃至全国卫生事业协调发展。

　　（四）强化硬件，提高能力。强调卫生扶贫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强化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医疗设备配置，着力提高硬件条件和服务能力。同时，更加注重通过人才培养、技术培训、对口帮扶等有效形式，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卫生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促进扶贫地区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

　　（五）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始终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贫困地区群众的健康权益作为卫生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将卫生扶贫与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卫生援藏、卫生援疆、卫生援青等工作紧密结合，努力构建多方协作、广泛参与、共同推进的卫生扶贫工作格局。

　　三、目标范围
　　（一）目标。到2015年，贫困地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建立，使扶贫对象拥有基本医疗保障、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可及性、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地区间卫生资源配置和人群健康状况差异明显缩小，基本实现病有所医，健康水平接近本省（区、市）平均水平，为实现到2020年主要健康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奠定基础。

　　（二）范围。新一轮卫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包括：以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同时，继续做好连片特困地区以外重点县和贫困村的卫生扶贫工作。

　　四、主要任务
　　（一）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继续稳定参合覆盖面，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财政补助标准，中央和省级财政继续向贫困地区重点倾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统筹补偿方案，适当扩大受益面和提高保障水平。积极推进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大力做好儿童先心病、儿童白血病、重性精神病、乳腺癌、宫颈癌、终末期肾病等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试点，使参合农牧民得到更多实惠。到2015年，参合率稳定在90%以上，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5%左右，基本实现门诊统筹全覆盖。

　　（二）大力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卫生监督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县级急救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设，将危房多、条件差、房屋面积缺口大、不达标的医疗卫生机构列为优先支持的建设重点。到2015年，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健全，每个县重点办好1-2所县级医院（含县中医院），县级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政府在每个乡镇办好1所卫生院，每个行政村有村卫生室。

　　（三）稳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逐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防治、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卫生监督协管等10大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积极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口腔疾病的防治。着力解决严重威胁妇女儿童健康的突出问题，加强针对妇女儿童疾病防治工作，基本实现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实行免费婚检补助政策，加强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能力建设，加大新生儿疾病筛查及农村妇女乳腺癌、宫颈癌防治支持力度，有效降低妇女儿童死亡率和患病率。加强全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素养水平。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农村改水改厕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不断提高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覆盖率和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加大对食源性疾病监测和食品污染及有害因素监测，不断扩大监测覆盖率。加强职业病防治能力建设。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能力建设，不断扩大监督监测服务范围。加强采供血服务体系建设，保证血液供应和安全。到2015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达到40元以上，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到75%以上，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
　　（四）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巩固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成效，逐步扩大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范围，将村卫生室全部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切实减轻群众基本用药费用负担。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取消药品加成后的长效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补助、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补助等多渠道统筹解决，充分发挥医保基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作用。完善竞争性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性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拉开收入差距，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完善绩效考核办法，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到2015年，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配备使用基本药物。鼓励公立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优先使用基本药物。

　　（五）全面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发挥县级公立医院的龙头辐射作用，提升县域医疗水平，建立县级医院与基层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健全有激励、有约束的医院内部运行机制，提高医院运转效率。到2015年，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

　　（六）加大卫生人才培养培训力度。推进全科医生制度建设。通过规范化培养、转岗培训和执业医师招聘等措施加强医生队伍建设，实施全科医师特岗计划，切实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护士配备，开展临床护士的岗位培训，提高基层护理专业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探索建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培训和准入制度，加强乡村医生培训和后备力量建设。将培养人才与留住人才相结合，通过提高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待遇等方式，使优秀人才投入并安心于基层工作。到2015年，进一步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完善鼓励全科医生长期在基层服务政策，使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2名全科医生，每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全科医生。
　　（七）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日常管理机构和指挥决策系统，逐步实现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加强卫生应急现场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报告、风险评估、预警、风险沟通和其他风险干预能力；开展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网络建设，切实提高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能力。到2015年，形成统一指挥、布局合理、反应灵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

　　（八）大力开展卫生信息化建设。建立涵盖基本药物使用、居民健康档案、诊疗规范、绩效考核等功能的基层医疗卫生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全科医疗诊断信息系统，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建立完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监管、综合管理等信息系统。依托信息网络，大力发展远程医疗，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积极探索以远程医疗带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整体提升、群众普遍得实惠的发展道路。到2015年，基层医疗卫生管理信息系统基本覆盖全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有条件的村卫生室，利用率显著提高。

　　（九）着力扶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积极支持贫困地区中医院（含民族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民族医药）能力建设，开展中医药（民族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专科建设、适宜技术推广等工作；注重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特色和优势，积极发展中医药（民族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在卫生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治中的作用；扶持和促进中药民族药产业发展。到2015年，力争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的乡镇卫生院、7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65%以上的村卫生院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

　　（十）扎实推进对口支援工作。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工作制度、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任务措施，切实增强对口支援工作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继续开展“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和东西部省际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组派城市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对口支援县级医院，大力实施“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组织国家医疗队及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开展诊疗服务、临床教学、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扎实做好卫生援藏、援疆、援青工作，认真组织实施卫生对口支援规划，努力实现“派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统一，着力提高贫困地区医疗技术水平和管理服务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卫生扶贫工作的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卫生扶贫工作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坚持卫生部统筹、省（区、市）卫生厅（局）负总责、县卫生局抓落实的卫生扶贫工作管理制度，加大省县统筹、资源整合力度，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卫生部成立由陈竺部长、张茅书记任组长的部卫生扶贫与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卫生扶贫工作的规划指导和统筹协调工作；各省（区、市）卫生厅（局）也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把卫生扶贫列为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年初订计划、年中抓实施、年底做总结，切实承担起本地区卫生扶贫工作的总体责任；贫困地区所在县卫生局具体承担卫生扶贫任务的组织落实职责，要制订方案、细化任务，明确牵头人和责任人，逐项抓好卫生扶贫工作的落实。

　　（二）加大支持，政策倾斜。在确定卫生项目、安排专项资金、制订专项规划时，要充分考虑贫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特殊情况，努力做到普遍支持的政策和项目，对贫困地区予以重点支持；先行先试的政策和项目，在贫困地区先行试点，予以优先支持；同时，结合贫困地区卫生工作实际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争取设立具有针对性的卫生扶贫项目，予以特殊支持。继续加大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项目、深化医改等工作的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力度，认真落实中央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消县以下（含县）以及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地区配套资金等优惠政策和措施。

　　（三）完善机制，长效管理。要结合各地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扶贫工作实际，落实《纲要》工作任务，进一步完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以资金为基础、以项目为手段、以人才为根本的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卫生扶贫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卫生扶贫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要注重强化工作考评，对各项工作进行科学评估，将卫生扶贫工作纳入年度卫生工作目标考核，建立奖惩制度，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四）试点引路，整体推进。按照“先易后难、试点先行、典型引路、全面推进”原则，有步骤地实施卫生扶贫工作试点。注重工作方式创新，不断拓宽试点领域，积极通过开展地方病扶贫开发等试点，探索好的模式和成功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全面推进各项扶贫任务和卫生事业发展。

　　（五）加大宣传，形成氛围。大力开展新闻宣传和健康传播工作，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围绕改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身心健康，深入宣传卫生扶贫政策、成就、经验和典型事迹，广泛宣传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营造全社会参与卫生扶贫的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