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国证据模式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如何继承法律传统与接受法律移植。我国在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中已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努力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经验来创建我们的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选择的基本方向。将外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律进行改造,使之适合我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失为节约成本的经济方法。就证据立法而言,英美法系的单独立法模式,提升了证据法的价值地位,但是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即使证据单独立法,它的制定法产生的形式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的法律形式有着重大的不同。英美国家以归纳式的判例汇编的方式构建证据法,并以证据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纳入诉讼法中,突出了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诉讼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从法典体例的严谨性和简洁性看,大陆法的立法体系与我国相吻合。然而大陆法的证据立法形式由于要照顾到整个法典的结构体例,也对证据法内容缺乏精细系统化的规定,一些证据的内容散见于不同的章节之中,故而也存在着不足。因此我国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对法律传统的承继与如何借鉴和移植外国法律的问题,应当考虑外国法律移植的程度和环境限制。
　　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由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基本原则、证据概念、证据制度、证据程序及证据规则组成。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即：单行证据立法模式、证据间接和模式、以及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单行证据立法模式。从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看采用单行模式进行
　　证据立法并无不可，但从立法成本方面分析单行立法模式不可取。一是由于证据种类和诉讼类型的不同而必定使单行立法在数量上过多成本过高；二是证据法的基本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制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因而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单行证据法必定需要较长的周期。如果按证据种类或某一种证据的某个方面作为单行立法的内容那么,普遍适用于证据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又该如何立规定。就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协调性而言，单行立法模式也不能解决证据法与诉讼法、有关实体法之间相互交织的问题。如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作出逮捕、起诉、不起诉等决定都需要运用证据。这些规定是诉讼法的典型内容是无论如何都不应纳入证据法中进行规定的。从法律稳定性角度看，单行立法模式虽然有“急用先立”从而逐步完善证据法的优势。但若依此方案操作，不断的出台一部单行证据法，对于整个证据法体系的稳定性并不利。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后制定的单行法可能会与先前制定的单行法冲突，因而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单行法，则稳定性就更无保障可言。
　　证据间结合模式。依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采用证据间结合的立法模式并无不妥，但与单行模式一样证据间分别结合模式即按诉讼性质分别制定相应证据法的模式。因法律数量较多，也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制定统一证据法的代价则比较低。从法律协调性方面分析，分别结合模式不可避免地要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界分证据法的范围，尤其是与诉讼法的协调问题，不易解决；而且还存在不同类型的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并行互补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统一证据法在其内部体系的协调上相对容易些，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不同诉讼性质的证据法内容之间仍然有个并行、互补问题。如与诉讼法的范围划分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哪些内容由统一证据法规定最好，哪些由诉讼法规定为佳，不是很好处理。分别结合模式由于立法的数量较多，相应的修改次数也会较多，因而在稳定性方面并不理想。相对而言统一证据法在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倒不很突出。但是，证据法属于程序法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实施过程与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适应形势发展而对司法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必须通过同时对证据法、诉讼法等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才能实现这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而且因分别修改的次数之和较大而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分离的法制文明之下，虽有将证据法的有关内容规定在实体法中立法例，但并非是证据法立法模式的主流。而且就证据法的程序法性质而言，与其将其规定在实体法中，不如规定在程序法中。因为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终究不如与程序法的关系密切。案件的实体形成总是按一定的诉讼程序运用证据才能实现的。在协调性方面，这种模式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是实体法与作为程序法的证据法混杂在一起，不符合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成文实体法与成文程序法并列的主流。二是对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应该规定在实体法还是诉讼法中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标准可把握。有关刑事、民事的实体法和诉讼法都是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三是在相应的实体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由于实体法的数量多，其中有关证据法内容的协调更是突出的问题。四是即使在实体法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证据法的内容进行专门立法，因诉讼法中不可避免涉及证据法的内容，且就其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固有关系而言。诉讼法中的证据法内容多于实体法，如果非要把证据法的主要内容置于实体法中规定，有舍本求末之嫌。不过，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对证据法的稳定性并无什么妨碍。
　　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使其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可行性。证据法与诉讼法同属程序法而且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交织，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作出规定。二者也都属于基本法律，在立法程序上具有兼容性。欧陆法系和我国现行立法例主要采用此种模式，并未发现其运作劣于其他立法模式。从立法代价上比较，该模式下的完整结合模式比单行模式、证据间结合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同一模式中的部分结合模式都低。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通过补充和修改现行法的内容即可实现。如果仅仅是补充诉讼法中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对诉讼法的部分补充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实施，而无需等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如果还需要对诉讼法的其他部分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则可以一并进行，从而较大地降低了立法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需补充和修改的法律只有三大诉讼法，在立法数量上比单行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证据法与诉讼法部分结合的亚模式都少。从协调性方面考察，将证据法的内容置于诉讼法中规定，是最好的模式。首先，鉴于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天然亲和关系，其他三种大的模式都很难避免的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内容取舍问题，在该种模式下自然不成为问题。其次，证据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协调问题虽然存在，但由于实体法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少许证据法的内容，因而，可以通过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中增设援引或准用条款来解决内容交叉，重叠问题。再次，关于证据法内在体系的协调问题，该模式也可以较好地予以解决。鉴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以民事诉讼法适用最多，且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都需要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现实，有人主张将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集中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而在其他两部诉讼法中采用准用条款的立法技术，以避免重复问题。在完整结合模式下的三种次亚模式中，又以半集中模式为佳。集中模式不能有效解决同一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与诉讼法内容的相互协调问题，而分散模式对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协调问题又难以解决。半集中模式却能既兼顾证据法与诉讼法内容的协调，又可使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相互融洽。因为在完整结合模式前提下的半集中模式，证据法内容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对整个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另外两部诉讼法通过援引条款适用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对不同诉讼类型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制度、规则，在各诉讼法中以集中方式进行规定；在各诉讼法不同阶段适用的证据法的具体内容，分散规定于不同的诉讼阶段。由这三个层次构成的证据法内在体系，虽然分散，但却不失完整和协调。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稳定性方面虽然不比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为优，但比单行模式和证据间部分结合模式更能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模式便于保持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同步稳定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同时补充和修改，因而，具有可取性。
　　以上综合表明，在前述各种证据立法模式中，以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之下的半集中模式为首选。从比较还可以看出，将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折衷后取长补短的混合模式，也是较可取的选择。大致方案是：把证据法中带共性的原则、制度等内容，通过统一证据法作出规定，统摄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而将仅适用于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据法的内容，分别在相应的诉讼法中以半集中模式
进行规定。此混合模式只需制定一部新法律和修改三大诉讼法即可，立法成本不高，协调性较好，稳定性亦不差，仅次于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浅析民商事案件的立案条件

徐英杰 姚秀金


立案是人民法院依“不告不理原则”处理案件的第一环节。如何正确地把好立案关，这不仅牵涉到法院能否对所立案件进行管辖并依法作出裁决，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如应当立案的没有给立，不该立案的却给立了，这样不但给当事人在时间和金钱上造成了损失，而且往往会给法院工作带来被动。为了正确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立案条件的规定，既切实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使法院审判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笔者特对民商事案件的立案条件作如下简析，供广大同仁商榷和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首先，谈一下有利害关系的原告问题。
笔者认为，一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其认为自已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损害，因而书写诉状到法院起诉时，该起诉人的原告身分便已明确了，其基于自已的合法权益受侵或损害而诉诸法院，其便自然地与案件产生利害关系。
其次，谈一下明确的被告问题。
起诉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其诉状中请求所直接指向的相对方即为被告，该被告的自然状况应是明确、具体的，即如是个人其应有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如是单位，应有住所地、法人代表等，这样便可算有明确的被告了。如仅有名而无其他基本资料，则不能认定被告明确。
再其次，关于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具体的事实和理由问题。
请求是当事人诉的标的和原因，所以其应当是明确具体的，如，原告A诉被告B借款一案，就应有明确的还款数额；原告C诉被告D损害赔偿一案，就应有明确具体的请求赔偿的数额等。
关于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这与诉讼请求之间形成了骨和肉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请求是当事人起诉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事实和理由则是支称，是支持请求的原因和依据；没有事实和理由则请求无从谈起，而没有请求则有事实和理由也毫无意义，所以，二者是相辅相承不可分离的。
再者，关于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
这主要是对主管与管辖及管辖权的划分，是对人民法院处理的纠纷与其他部门处理的纠纷，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进行的分工，这要求原告所诉的纠纷，必须是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即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另外，该案件还必须是属于审查受理该案件的人民法院的管辖。如一起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作为义务的案件，就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一起对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处分行为不服，就不能直接提起诉讼；属于A法院管辖的案件，就不能到没有管辖权的B法院起诉。
最后，笔者要说的也是实践中在立案操作上最不规范和统一的问题，那就是原告起诉是否必须提供证据的问题。
实践中普遍地存在着立案人员在审查案件应否受理时，要求起诉人必须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情况，如提不出证据或没有证据则往往不给立案，或立案人认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起诉的主张，也往往不给立案。笔者对此种做法不敢苟同，并认为，此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也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立案庭不是业务庭，其职能划分是截然不同的，按分工，立案庭只负责立案方面的工作，而业务庭则是具体审理案件的，也即是对所立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机构。从人民法院工作性质的“被动性”来讲，立案工作相对于审判工作来讲，应是纯被动的，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起诉符合了笔者前面分析的四个要件，则立案人员应无条件地受理，而不应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有证据及证据的证明力，因为，有无证据及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只是牵涉到原告所诉的事实及请求在审判实践中检验能否得到确认和支持的问题，有证据且足以证明其主张，则其请求就能受到法律支持；有请求无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则其请求就会得不到支持，这些都只属于业务庭或称审判庭的职权范围，立案庭无权也无义务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处理和认定。
我国公民由于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不高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做事不留证据或不知取证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张A和张B系胞兄弟，一天，张B向张A借款1万元，由于系胞兄，碍于情面，所以没有让立借据，后张A因用钱向张B索要未果，而到法院起诉，如让其拿出借据，这显然是不可能，如因为无证据就不予受理，这无疑会损害张A的权益，所以，此案应当受理，因为张A所陈述的事实便是证据的一种，其陈述在未经质证前，并不能确定被告张B就会必然否认，若在诉讼中张B承认了借款的事实，这样，即便无据也足以支持张A的主张，假若不给立案，那哪还有机会让张B去承认借款的事实呢？张A的权利又如何保护和实现呢？所以，立案庭在对民商事案件立案时，不应审查起诉人是否有证据或一味地强调必须提供证据且还要能证明所诉事实，这样扭曲了法律的本意，也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相反，案件在受理后，若起诉人因所诉事实被被告否认，而其又拿不出证据而败诉，这样，原告即便输了也无怨无悔，只要立案人员在立案时把这一诉讼风险提前告知就足矣。
通联：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凌城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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